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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这表现为国务院指导意见和江西省指导性文件确立的十行政行为类型无法全面覆盖行政实践中行政机关真实行使的权力类型。
一方面，已然制定的行政权力清单需要接受行政组织法层面的审查。如上海市推行的权力清单罗列了实施主体、权力依据、程序、内容等要素，这实际上对应于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国务院的指导意见提出按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权力和其他权力的分类方式对行政权力进行梳理。在此意义上而言，依行政行为类型划分行政权力类型是各地权力清单改革得以推行的主要技术依托。相反，新理论范式需要全面承接法教义学之于法秩序的安定性功能，其方法也能够对接建立在法教义学基础上的现行行政法制度，并可以解决当前权力清单改革面临的问题。政府职能的转变更是加剧了行政行为类型化的有限性与行政法实践之间的矛盾。[24] 行政过程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行政行为之间以及行政行为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是权力清单梳理需要考虑和展现的，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应当依宏观行政过程和微观行政过程建构两个行政权力运行的流程图。
（一）对接行政组织法，细化三定方案 顾名思义，行政权力清单的制定就是将各项行政权力予以罗列，而行政权力的最根本来源为宪法和行政组织法，行政组织法自然应当在行政权力清单改革中占据基础性地位。三、行政过程论在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的导入 以行政法教义学为基础的行政行为类型技术运用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存在诸多不可解决的问题。不同国家的做法各不相同。
同时，现有财政拨款渠道体制不顺，使法院从财政拨款中所获得的刑事指定辩护经费（实质是法律援助经费）与法律援助机构获得的刑事指定法律援助案件的辩护费用之间衔接不畅。作者：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名誉院长，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1.国际做法的考察与借鉴。第20—24条共计5个条文，分别规定了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志愿者承办案件的工作要求执业要求社会监督。
分担费用的客体是法律援助办案费用。（三）法律援助服务费用分担制度的取舍 目前，有美国（个别州）、比利时、德国、日本、西班牙、瑞典、葡萄牙、捷克、法国、马耳他、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芬兰、挪威、爱尔兰、意大利、加拿大（部分省）、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实行全免费和受援人分担费用法律援助制度。
因此，法律援助服务机构也应当是行政机关而非事业单位。同时，公设辩护人应遵守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司法部《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17年）要求加强经费保障。应该说，上述三种不同的做法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考视角，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我国的法律援助组织管理体制尚需尊重历史、现实以及未来趋势。
总体看来，《专家建议稿》的立法体例、条文设计与内容设定，都比《草案征求意见稿》更具有时代气息，更值得采用。低收入家庭的认定，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中心所在地的低收入家庭标准予以认定。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和财政部门联合制定标准，有助于提高标准的权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标准的执行。3.立法体例上是否增设单章。
甚至部分法律援助业务经费，只是建立机构的启动性经费，后续业务经费短缺。我国可以借用该概念，以法律援助申请人的总资产为前提，通过对支出作出必要的减益，对固定资产变现的可能性进行判断，最终判定申请人在法律服务市场购买法律服务时所能剩余资产的总额。
分担费用的依据和基础是受援人的经济困难状况。法律援助监督部门是行政机关，但法律援助机构却同时可能是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特别是地（市）、县（区）两级法律援助机构基本都承担法律援助服务职能。加强对组织实施行为的监督，明确审批时限，规范工作流程，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引导和帮助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及其近亲属申请法律援助，转交申请材料。因此，政府应当从多方面予以保障。《法律援助条例》没有规定经济困难标准的定义和具体指标，只有简单的授权。《法律援助法》应做好宏观布局。
法律援助的适用条件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法律援助范围仍无法真正做到普惠化，仍需要符合一定条件的申请者才能获得。同时，也要求加大办案支持力度。
在法律援助机构设立公职律师专项编制，一方面，应当通过统一招录考试，从具备法律职业资格的人员中选拔人才并培养为公职律师，或通过一定方式在执业律师中选拔公职律师，逐步使公职律师成为法律援助工作的主导力量，提高法律援助队伍素质。这类社会组织具有法人资格，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于政府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志愿性，如武汉大学弱者权益保护中心等。
《草案征求意见稿》在总则中并未对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这一基础问题作出规定，反而，对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及其基本条件、基本义务以及权利等问题的规定，散落于相关的法律条文中，以至于无法对提供法律援助这一关键的主体性要素作出符合现实需要的规定。二是加强服务标准建设。
第一类法律援助服务人员是律师，但同时还建议国家对各种各样的利益攸关人以非政府组织、社区型组织、宗教和非宗教型慈善组织、专业性机构和协会及学术机构等形式作为法律援助服务组织予以参考。根据法律援助的不同服务形式，可以分别制定办案补贴标准、值班律师法律帮助补贴标准、法律咨询补贴标准。《1986年苏格兰法律援助法及相关立法》对可支配收入和资本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在本法中，关于任何人的可支配收入或可自由动用的资本，是指在计算根据本条例制定的条例关于下列事项可能规定的扣减或补贴后，该人的收入或资本金额中，有关受赡养者的生活费用，贷款利息、收入税、地方税、租金和其他该人必须或合理提供的事项，但不包括性质上有争议的事项。然而，立足于法律援助的本质和宗旨这一决定性因素，司法部正积极推动各地制定并调整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标准，如低保标准调高到1.5-2倍，实际上扩大了覆盖范围。
例如，600万人口的香港，法律援助专职人员达521人。应该说，上述看法各有其可取之处，在立法时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作出相应的规定。
为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明确对推进法律援助标准化建设、加强法律援助质量管理、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机制、规范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作出规定。这种调整一般视该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法律援助机构所获得的资金状况、法律服务价格的变动等情况而定，以确保最大限度地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第14条规定：援助中心旨在迅速合理地开展法律援助相关工作。三是建立科学的定期调整机制。
为了加强法律援助监管工作，司法部党组研究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司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批准司法部三定方案，同意司法部成立法律援助工作司，增加编制、人员并明确职责。例如，2009年5月1日施行的《深圳市法律援助条例》提出辅助性法律援助，对此类案件既收取每案受理费600元，又对通过辅助性法律援助获得收益的受援人，由法律援助机构向其收取所获净收益总额的8%（调解和解结案的5%）费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放宽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同时，第五章监督管理单独作为一章，第34条规定了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监管事项问题：司法行政部门对法律援助工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对下级司法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与此同时，国家应当推动法律职业的发展，取消影响法律教育的各种财政障碍。《法律援助条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但实际操作上流于形式。
同时，法律援助服务机构负责实施法律援助，受理、审批等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广义上的行政给付，给付标的是法律服务而非物质（金钱）。在我国，扩大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人员的范围也是发展趋势。
法律援助中心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公益事业单位，在本行政区域内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事务。只是这些碎片化的探索和调整，远不如立法修改来得更直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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